宋代以后，程朱理學逐漸成為國家的統(tǒng)治哲學，推動社會變革的主動動力，而重慶書院為程朱理學思想的形成與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。

程朱理學，也稱程朱道學，由北宋二程（程顥、程頤）兄弟創(chuàng)立，到南宋朱熹完成。二程曾同學于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，著作被后人合編為《河南程氏遺書》。因為二程長期講學于洛陽，其所形成的學派被稱為“洛學”。

程顥、程頤夫子畫像 圖片來源：視覺中國VCG111390361478

宋嘉祐元（1056 年），周敦頤簽判合州兼以講學，由此開啟了理學人巴蜀的大門。周敦頤在合州為官期間，勤政愛民、性情樸實、愛談名理，一如其《愛蓮說》中描繪蓮花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”那般有潔身自愛的高尚人格和酒脫的情懷。“當時鄉(xiāng)貢人士，聞先生學問，多來求見”，“從者甚眾”。合州百姓心悅誠服，后來本地設祠堂以示紀念，增設學館書院，塑先生像、建觀蓮亭，教學、奉祀綿延不絕。

而理學大師程頤謫居涪州北巖，并在此注《易》講學，則推動“洛學”大規(guī)模進入巴蜀。北宋中期，程頤居北巖期間，另一位當時的著名人物，大詩人黃庭堅也來到涪陵，兩位名流學者溝通交流彼此仰慕，在青山綠水之間探討學問思想、治學體驗，黃庭堅更助程頤講學，并為他講學之地題名“鉤深堂”。得知老師來到涪州，研學在家的宋代理學家、涪州樂溫縣人（今長壽區(qū)）譙定，追隨程頤學于北巖，鑿北巖點易洞，“朝夕聆教”。此后，“定《易》學得之程頤，授之胡憲、劉勉之，而馮時行、張行成則得定之余意者也”。如此師徒傳遞，使譙定一門理學被稱為 “程門一大宗"，亦有學者稱作“涪陵學派”。

重慶 涪陵 圖片來源：視覺中國VCG211304429087

程頤、譙定眾師徒多年延續(xù)在北巖書院的講學活動，使理學在巴蜀迅速傳播，推動以程頤為首的“洛學”和以蘇軾為首的蘇氏“蜀學”，從激烈斗爭到融合會通，發(fā)展并形成了以譙定傳人為主的“涪陵學派”，以張栻為代表的“南軒學派”，以魏了翁為代表的“鶴山學派”。

南宋時期，朱熹慕名來到北巖，于點易洞研究《易》學，繼續(xù)洛學和“涪陵學派”思想，同時融入釋、道各家思想，形成一個龐大、嚴密的理學體系，“宋代“蜀學”出現了以程朱理學為主的鼎盛局面。

宋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，涪陵知州范仲武在程頤講學處建北巖書院。朱熹最年最得意的門生?亞夫（世人常稱?淵，長壽人）受邀擔任北巖書院第一任堂長，在北巖書院傳道授業(yè)解惑二十余年，門徒眾多。?亞夫去世后，其門人陽枋到北巖書院執(zhí)山長五年，傳承涪州易理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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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巖書院與“洛學”結下不解之緣，因程頤而存在，因理學而聞名。從南宋時的北巖書院到清朝乾隆年間之后的鉤深書院，歷經宋元明清四朝存續(xù)、講學不斷，北巖書院被世人譽為重慶“理學圣地”“伊洛淵源”，對涪陵文化與教育的發(fā)展、涪州人才的培養(yǎng)，更是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。建立北巖書院以后，涪州“士勤于學”、“人喜誦讀 ”，形成“家弦戶誦，邑人之文風在川東稱最”，”朝廷有忠貞盡節(jié)之臣，鄉(xiāng)黨有主文歌詠之士”的文風鼎盛局面。史料證明，涪州宋代有進士 9 人，到了明代，進士數增至 34 人。清代則以進士 41 人，舉人 264 人的佳績，位居四川州縣第一的地位。